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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塔纳斯·基歇尔和他的博物馆

2001-04-04 来源:中华读书报  我有话说

即便基歇尔这个人从来都没有存在过,博尔赫斯一定也会把他创造出来。

作为一个语言学家、东方学家、数学家、古物研究家、秘法家、火山学家、微生物学家以及器械和机器的设计者(他通常被认为是幻灯的发明者),在17世纪罗马天主教的知识舞台上,基歇尔一只脚跨在信仰的时代,另一只脚跨在科学的时代。

基歇尔是上帝为着耶稣会——当时反对改革的最高知识团体——而降生的,另一方面,耶稣会也似乎为基歇尔而存在。基歇尔1602年生于德国中部的富尔达(Fulda)。非凡的记忆和多才多艺为年纪轻轻的基歇尔赢得教授之职。到1633年,基歇尔应邀到耶稣会全球布教团的总部———CollegioRomano任职。

耶稣会传教士的远征推进到地球上最为边远的人类居住地。因此有关发现新土地和民族的报告、地图、神奇的古器物样本和动物标本源源不断地从这些传教士那儿涌入到CollegioRomano这一耶稣会的神经中枢。同时,随着古罗马遗址的发掘以及古罗马曾经征服的希腊和埃及两大文明的遗址的发掘,罗马也在重新认识自己。

基歇尔恰逢其时。他对多种语言的熟练掌握——他正在准备出版第一本西方语法书和科普特语(古埃及语的现代残留)词典,他对人类和自然史的无穷兴趣,使得基歇尔成为其时像雪崩一样涌来的各种数据的最佳处理者。

1651年,耶稣会收到了一批古罗马发现品。基歇尔抓住这一机会,在Colle?gio创建了一个博物馆,不仅收藏考古遗物,还收藏各种能够想像得到的艺术和科学品。

这一举措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使得基歇尔和他的博物馆名扬天下,也吸引了各地的种种珍品善品入藏。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1680年基歇尔去世。此后博物馆声名渐减,到1773年教皇镇压耶稣会,藏品自此散失。

幸亏基歇尔创立的博物馆的藏品清单尚留存至今,大批的原馆藏品今天才能找到它们的下落。今天收藏基歇尔博物馆的藏品的机构包括梵蒂冈、国立罗马博物馆、“LaSapienza”大学、PalazzoVenezia以及地方上的一个国立高等学校。最近,PalazzoVenezia举行题为“世界的博物馆:基歇尔,S.J.”的展览,展出了300件有趣的原基歇尔博物馆的藏品。展览要持续到4月22日。

基歇尔的博物馆是一种博尔赫斯式的存在:没有人知道基歇尔博物馆到底位于巨大的、迷宫式的CollegioRomano的何方(这一建筑的一部分为现在的意大利文化部占据)。一块1678年的雕版描绘基歇尔将一批参观者迎到一处穹顶很高、令人印象殊深的所在,雕版部分刻画了装饰基歇尔博物馆的天花板的那种黄道带壁画。通过缩小人物的尺寸,艺术家显然对画中的比例作了夸张。因此,自穹顶悬挂下来的犰狳(猎物展示)看上去至少是它的实际尺寸的两倍,基歇尔制作的埃及方尖碑的模型看上去也比其实际尺寸高好几倍。

但是雕版制作者的描绘是与基歇尔的想法相合的。正如耶稣会教堂一般以其庄严、堂皇的设计来达到撼人心魄的目的,基歇尔的博物馆也以其布置和具有异国情调的展品而令人瞠目惊心。同时,正如利玛窦神甫和他的同事们以其科学知识(甚至暗示其有神奇的力量)作为接近中国宫廷和上层社会的敲门砖一样,基歇尔的博学及其非凡的收集品(声称包含神奇的文本和物品)也是一种很好的广告。

基歇尔在他的研究室和陈列室之间安装了一根声音传导管,这样可以提醒他参观者的到来。推想起来,这根声音传导管应该也可以让基歇尔用一种诡异的、空洞的声音对参观者讲话。这种安排是典型基歇尔式的。

尽管没有在这一雕版印刷品中出现,我们知道,基歇尔的博物馆的穹顶有一段这样的铭文:“智慧是取之不尽的财富。上帝赐福给发现它的人,因为在这一外在形式之下,他应该有着神圣的一面。”这一铭文从许多方面概括了基歇尔内心的永恒冲突:对知识无穷的欲求和天主教信条加诸于他的对知识之诠释的限制间的冲突。

早在1611年,伽利略就使耶稣会的杰出天文学家们信服哥白尼理论系统的正确性。基歇尔到达罗马恰恰在伽利略被当地的宗教裁判所定罪几个月之后。以其对数学和天文学的精通,基歇尔可能会得出与伽利略同样的结论。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之下,我们可以理解,基歇尔何以赞同丹麦天文学家第谷(TychoBrahe)的妥协性解决方案:第谷认定其它的星球围绕太阳转,而整个太阳系每年都围绕静止不动的地球转。

同样地,基歇尔在一本书中考察了诺亚方舟的故事。基歇尔以顽强的决心计算出方舟的比例、各种动物怎样被区隔开(以防互相吞食)以及大洪水期间的供应情况。基歇尔意识到,假如按照圣经所说的方舟的尺寸,要挽救每一个物种,是不太可能的。但是基歇尔通过各种解释克服了这一障碍。例如他断言:低等动物如青蛙、蜘蛛以及其他的爬行类动物是“自我生产”的,而其它的动物则是后来杂交的(例如长颈鹿是骆驼和豹子的杂交物)。其它的物种,他推想,是由原始物种日后发展起来的。这样一来,基歇尔就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早期的“进化主义者”。

基歇尔及其博物馆影响到了其时的艺术景观。基歇尔博物馆剥制的犰狳标本激发了贝尔尼尼(按,GianLorenzoBernini,1598-1680,意大利巴罗克风格雕塑家、建筑家、画家)将河流拟人化,雕塑成比阿萨那沃那(按,PiazzaNavona,意为城市中心广场)壮观的四河神喷泉。基歇尔也是贝尔尼尼在埃及方尖碑问题方面的顾问。他非常赞同贝尔尼尼在S.MariaSopraMinerva前面设计一头背负方尖碑的大象,尽管基歇尔从没有设法揭开埃及象形文字的真实含义。

最后,我们要说,基歇尔的巨大能量、好奇心以及惊人的,常常是怪异的独创性具有无法抵挡的魅力。以任何时代的标准来看,基歇尔都是一个例外。但基歇尔同时给了我们无与伦比的洞察力,让我们明察介于宗教虔信和理性主义之间的、处于科学革命前夜的时代心智。

(译自2001年3月17-18日《国际先驱论坛报》,RoderickConwayMorris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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